晚清时期，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中。与那些迅速崛起的西方国家相比，无论是经济、科技还是文化，差距都非常明显。那时的中国，仿佛一艘古老而沉重的船只，在时代的波涛中艰难地航行着。 面对这些困境，许多仁人志士纷纷站了出来，他们怀揣着拯救国家和人民的理想，提出了许多改革的主张，包括师夷长技以制夷、开眼看世界、新文化运动等。这些主张的核心，正是要打破传统束缚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。
进入民国时期，随着历史的洪流不断推动，关于文字和文化的改革悄然兴起。新文化运动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，更在思想领域激起了强烈的波澜。1923年1月，汉字改革的号召首次出现在《国语月刊》上。胡适、蔡元培、钱玄同、黎锦熙、赵元任、傅斯年等一批学者联名发表了关于汉字改革的文章。这些学者深刻认识到，汉字尤其是繁体字的复杂性，严重阻碍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。 他们指出，汉字的书写和识别困难重重，没有经过多年学习的人，很难轻松地阅读书籍和报纸。为了让更多人能掌握汉字，推动文化的普及和社会的进步，他们呼吁对汉字进行彻底的简化改革，降低学习的难度。
当时，中国的总人口约为4亿，但超过90%的人是文盲，真正有文化和知识的人极少。全民的文盲现象，无疑成为国家振兴的一大障碍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有些人不仅没有自觉意识，甚至在外敌面前充当了领路党和扶梯党，帮助外敌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危机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鲁迅——当时正在日本留学、学习医学的年轻人，逐渐意识到医学只能治愈人们身体上的病痛，却无法触及人们心灵上的深层问题。他认为，要拯救中国，必须首先唤醒国人的意识，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困境和自身的危机。因此，鲁迅毅然放弃了医学，转而投身于文学革命，用文字作为武器，去揭露社会的黑暗，唤醒麻木的民众。
尽管他后来写出了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呐喊》等富有批判精神和震撼力的作品，试图通过文字来引起国人的觉醒，但那时中国的文盲比例依然极高。许多人无法理解这些文章，更难以从中汲取力量和启示。 面对这种困境，鲁迅并没有放弃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要真正让文字成为唤醒民众的工具，就必须先解决汉字本身的问题。因此，他对汉字改革持非常积极的态度。1931年，瞿秋白、吴玉章等人提倡汉字拉丁化，鲁迅坚定地支持了这一运动。他不仅捐赠了自己的稿费，还特别发表文章，阐明了自己的立场。
鲁迅在文章中写道：要我们保存国粹，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。为汉字而牺牲我们，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？他认为，汉字拉丁化是一个错误的方向。汉字拉丁化意味着将汉字转化为拼音化形式，像英语那样，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识字率。而当时拼音化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主流，许多国家都在尝试这种改革。尽管如此，中国的汉字拉丁化进展并不顺利，最终汉字得以保留。 在亚洲国家中，越南是唯一成功实现文字拉丁化的国家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越南人开始感受到拉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拉丁化后的文字丧失了汉字原有的表意功能，而且同音字无法区分，导致在表达和交流上产生了许多困难。鉴于这一问题，中国的文字改革开始朝着更务实的方向发展。
中国决定采用罗马拼音标注汉字的读音，这样既能保留汉字的形态，又方便了学习和识别。同时，繁体字被简化为简体字，显著降低了书写难度，并有助于文化的普及和传播。 1936年5月30日，距鲁迅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一位名叫芬君的记者对鲁迅进行了特别采访。在采访中，尽管鲁迅因病卧床，但谈及汉字改革时，他依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。他在采访中激动地说道：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。 这一言论在芬君所写的《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》中得到了详细记录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鲁迅所说的汉字不灭，并非指要摒弃整个汉字体系，而是指简体字未能取代繁体字的现状。他在文章中进一步解释道：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。因为汉字的艰深，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，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，中国的人民，决不会聪明起来，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，整个民族的危机。 鲁迅以他自身的经历为例，痛感繁体字的困难，并坚决主张用新文字替代这一阻碍大众进步的障碍。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：比如说，一个小孩子要写‘生姜’的‘薑’字，或者写‘鸞’字，要在方格纸上写得不偏不歪，至少要花上一年的功夫，这样的汉字，难道不麻烦吗？ 通过这一例子可以看出，鲁迅所批判的并不是汉字本身，而是复杂繁琐的繁体字。他全力支持文字改革，希望通过改革，打破传统的束缚，帮助社会进步。 19年后，1955年10月，新中国召开了文字改革会议，会议通过了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文字简化方案，标志着汉字体系的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。这个改革不仅降低了识字的门槛，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，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从那时起，鲁迅当年对于汉字改革的期望，终于在新中国的文字改革中得以实现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